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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网红县委书记:人生若是马拉松 高考就在3公里处

时间:2019-05-28 22:36  作者:admin  来源:未知  查看:  
内容摘要:5月17日,深圳。陈行甲,湖北巴东县原县委书记,1988年考入湖北大学数学系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5月17日,深圳福田,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,陈行甲走进电梯,按下35楼。穿着时尚的年轻人涌进来,陈行甲微笑着,被人群挤到电梯的角落里。有一名年轻人看到他,...

  5月17日,深圳。陈行甲,湖北巴东县原县委书记,1988年考入湖北大学数学系。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

  5月17日,深圳福田,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,陈行甲走进电梯,按下35楼。穿着时尚的年轻人涌进来,陈行甲微笑着,被人群挤到电梯的角落里。有一名年轻人看到他,“陈老师好!”

  在深圳,周围的人叫陈行甲为陈老师,他现在的身份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研究员、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。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省巴东县,人们还称呼他为“甲书记”、“甲哥”。

  这位湖北官场明星“急流勇退”后,沉寂近半年时间,宣布人生下半场专职做公益。

  谈起从政前的高考和大学岁月,陈行甲有些激动,在办公室里搓着手掌,来回转了几圈,“好,好,我喜欢这个话题。”

  他说,这个话题,能回答这些天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——“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官不当,要跑来做无职无权的公益?”

  “因为有些选择,和青春有关。”1971年出生于湖北农村的陈行甲,21岁从湖北大学毕业。他觉得,在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,大学塑造了他的性格,辞官投身公益接近他“最初的理想”。

  1988年7月7日,我走进考场。那天,天气很热。老师在考场走道里摆了几盆水,水里放着冰块,给我们降温。

  但还是有人顶不住,第一场考语文,考到一半的时候,有个考生被老师搀扶出去,我看到那个考生流着鼻血,不知道是因为紧张,还是因为闷热的天气。

  那时候,高考制度没有改革,比现在难多了。以我就读的兴山县高中为例,我们上一届考生理科一百多人,录取不到十人,文科几十个人,录取不过两三人。

  考大学,是名副其实的独木桥。用老百姓的眼光看,过了桥,你的人生就成功了,国家包分配,成了吃公粮的人,一辈子衣食无忧。

  考试前,老师鼓励我们说,知识改变命运,考上大学,命运就改变了。我不太明白改变人生到底意味着有哪些改变。因为我认识的世界,只是我的县城,我认识的最厉害的人,就是老师。还记得我的化学老师万保知,不用拿教科书,总是精神饱满,上课铃响了,开始在黑板左上角板书授课,下课铃响的时候,他刚好在黑板右下角写完最后一个字,说完最后一句话。我认为,以后能在县城当个老师,就很厉害。

  为了改变命运,我学了理科。我个人喜欢文科,因为我喜欢读历史,写作文。但文科升学率低,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,建议我们理科成绩好的学理科。

  那时候考大学的欲望比现在还强烈,虽然改革开放了,但我的家乡是山区,上大学,是唯一的上升通道。

  我的成绩比较稳定,始终保持在全县前十名。那时候,学习比现在的学生还要拼。

  我们寝室住十个人,晚自习结束十点多了,回到寝室,大家都还加点学习,为了保证清醒,各有各的办法,我的办法是打一盆冷水,放在床头,觉得困了,就把整个脸埋到盆里,憋气一分钟,再出来,觉得好清爽。

  有一次期中考试,数学120满分,我考了99分,客观上成绩也不错了。但是我不能原谅自己,因为其中有一个大题,我错过两次,这一次又错了。为了逼着自己长记性,我惩罚自己,一天不吃饭。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很愚蠢,后来只是记住当时的饿。

  高考结果公布,数学120分,我接近满分。一个月后,我接到湖北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。我们那届学生是兴山县历史上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届。理科147个人,上省线个。那年高考,全国考生272万人,录取67万人,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五。

  从兴山县出发,坐班车到宜昌,7个小时。再坐绿皮火车从宜昌到武汉,12个小时。

  一路上,我一刻也没有睡,心里像有只小鹿撞来撞去,我设想自己改变的人生,但想来想去,能想到的就是衣食无忧了,已经是国家分配工作了。未来是什么样子,不知道,甚至火车的目的地是什么样子,我都想象不到。这之前,我还没出过兴山县。想到最后,就是发誓好好学习。

  记得从初中考上高中第一次去县城的时候,站在县城附近的山坡,妈妈指给我看,那是县城。虽然那是只有千把米的一条街,我当时觉得是个好大的城市了。武汉大到让我敬畏。

  在火车站,有接站的老师和同学,旁边插了一个写着湖北大学的旗帜。我坐着学校的接送车去学校,心里想,一定要好好学习。

  那时候的大学文化,是青春文化。改革开放十年,国家正值青春,这种气息深深影响着大学。

  原来在大学,不但可以当学霸,还可以当诗人,当歌手。学校里的英雄不但是会学习的,还可以是会写诗的,会弹吉他的。

  我入学刚半年,学校文学社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,我投了稿,拿了二等奖,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文学社,我好像是那一届所有理科系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文学社的。

  我们学校在沙湖旁边。当时,沙湖还有一半没被填掉开发房地产,我们经常在沙湖边开诗会,还请过诗人丁当参加。

  那时候流行罗大佑、崔健、李宗盛、童安格的音乐。我还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乐队。第一次拿奖学金是95元钱,我在中南路买了一把红色的吉他,现在还在用。当时我们四个同学穿着统一的夹克,在台上唱《站台》,高潮处,把吉他壳敲两下,叭叭,很酷!

  当时罗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,叫《闪亮的日子》,只要有一个人唱,就会有一群人和。那时候,每个大学生好像都是诗人、www.kj085.com,歌手,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。大家以此为荣,因为当时文艺青年这个词还没有滥掉。那是一段感性的、大胆的、没有框架的岁月,是说唱就唱、说走就走的岁月,个性张扬被完全尊重。

  我很感谢这段岁月对我的性格塑造,以至于影响我以后的处事风格。在巴东担任县委书记期间,我在纪委全会上讲话,敢点名一些干部的贪腐现象,其中一些官员还在台上,有些甚至是我的领导。我当时提到一些贪腐现象,尺度很大,比如一个项目投资300万元,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万。这段话后来被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的易学习几乎整段引用。

  我崇尚内心自由,做事趋于感性,有点理想主义,也许就因为我来自那个诗歌和音乐的时代,我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。有人说我个性太张扬,不适合当官,我也知道。但我更珍惜大学给我的这种个性。

  1992年,我大学毕业,分到湖北省兴山县燃化局工作。从无边无际的大城市又回到了山里小县城。

  但内心没有一丝的失望或绝望。虽然低在尘埃,但是总梦想着能够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。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学同寝室的最好的朋友肖立写信,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,“晚上躺在床上,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咯咯作响。”

  那时大学里流行一本书,作家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很多同学能大段背诵其中的段落,我们开卧谈会谈读后感。孙少安出身贫农,平凡却不平庸、不甘受命运摆布,即使失败了也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。这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,我们不比出身,不比财富,我们觉得精神世界的一丝不苟,是最可爱的。

  很多人的偶像就是书中的孙少安。那时候,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概念,当然也没有屌丝这个词,那时候,我们都把自己叫做草根,草根不像屌丝,他不绝望,内心有成长的渴望。那个时代,社会急剧变化,躁动,但不浮躁,大家机会平等,每个人都能积极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

  当时最流行的口号,是北京大学提出的“团结起来,振兴中华”,以及清华大学提出的“从我做起,从现在做起”。

  2001年,我在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担任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。我又参加了一次比高考还要艰辛的考试,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。我白天工作忙完,晚上看书,坚持了一年多时间。我当时自己住一个单间,房间里一张床,一张桌子,除此之外,几乎啥都没有。我经常在窗前看书看到天空泛白,窗外影影绰绰的山的轮廓至今还印在我的心里。

  考场在中国人民大学,考到第二天,不知吃了什么,拉肚子,头天晚上上了四次厕所。我怕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出意外,不敢吃早餐。走进考场的时候感觉脚底在发飘,当时那种挑战命运的悲壮感甚至让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按照一般的思维,我年纪轻轻已经是镇长,已有本科学历,不读研照样会晋升,但是我就是内心里想做这件事。

  2005年,我又经过层层考试,以当时湖北省的最好成绩,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。

  从头到尾,我没有想过要当官,我只是听从内心,坚持磨炼自己,想做更好的自己。

  我想给晚辈们分享一些人生体验。第一,我觉得在大学里,除了学好知识,还要锻炼自己的心境,还是要有一点理想。第二,目标不要太具体。太具体,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:你得到了,就容易懈怠;你得不到,就容易气馁,得到和得不到都不好。目标就是要像一束远远的光,你朝着光的方向走就好了。就像陶渊明笔下的“仿佛若有光”,模糊一点好。这样就不会失落了。第三,你自己简单了,社会就简单了。有些人为什么觉得社会复杂,因为他们有太强烈的上升愿望,这个时候就有矛盾了,就复杂了。

  我的心态没有变过,和大学时的想法一样,我从来没想要惊天动地,我只是想做自己,做普通人。当官的时候,我说,我不想当大官。当时有人不相信,连我的直接领导都不相信,“当了官的人怎么会不想当更大的官呢?”

  我最后辞职了,现在做公益,我和同仁发起成立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主要做儿童大病救助,希望为这些极端弱势的人做一些具体的事情。大学的时候,我熟背过罗素的话,“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。那就是对爱的渴望,对知识的追求,以及对弱势者的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。”

 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生,因为与我青春时的理想呼应。这很纯粹,没有掣肘和牵绊,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。

  我从小就比较感性,幼时跟着妈妈在地里劳作,总是天快黑才回家。小学时,一篇课文《山那边是海》曾让我心生憧憬。两年前,人民日报“领导干部谈读书”栏目找我约稿,我连夜写了一篇《读书,带我去山外边的海》,我喜欢大海,大学毕业后,第一次到厦门出差看到了线年前,我去美国留学,在波士顿旁边的罗德岛,看到了最美的海,悬崖下面蔚蓝的海在我眼前一望无际地展开,那一刻我泪流满面,我看到了我童年的海。

  有些选择,是渐远的青春时代就注定了的。我记着幼时从地里收工回来走夜路时妈妈常教我的一句话,“往前走,别回头。”

  上世纪80年代后期,由于单一高考对承担“双重任务”的高中教育导向的偏颇,高中教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愈演愈烈,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估学校、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,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被视为“失败者”。为了抑制这种不良现象,教育部(原国家教委)决定改革考试制度,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,将水平考试和选拔考试分开。1990年6月6日,原国家教委发出《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》,从此,一种新的考试制度诞生了。高中会考成绩开始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和招工、招干、参军的文化成绩依据。

  1991年1月27日,全国考试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。会议确定“八五”期间全国将普遍实行高中会考。

  陈行甲:原以为那是改变命运的决战,之后慢慢明白,那仅仅是一场人生的小测验而已,对人生格局的影响其实很小。如果人生是场马拉松,高考顶多在三公里处。

  桑秀珍,后改名李秀珍(前妻),芒市土司桑克胜之女儿,青年时留学仰光,后去了台湾。

  男子熟练地把硬币塞入投币口,前后左右地调整操作杆,控制游戏机里的抓手夹烟,调整好位置后,男子拍了一下确认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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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今后五到十年,巴东后三峡时期的项目还有30亿元,国家还会有不少扶贫项目,那可是改变巴东贫困面貌的血汗钱啊!如果再任由那些人恣意糟蹋瓜分下去,我们怎么对得起巴东50万人民,怎么向巴东的历史交账?”陈行甲说,“这种乱象不管怎么得了?”

  前段时间,武汉一名消防员从饭店里抱出一个还在燃烧的煤气罐引发热议。5月21日,这一场景再次出现在北京。在怀柔汤河口镇卜营村一居民家厨房火灾现场,面对无法扑灭的煤气罐,一名消防员也选择将煤气罐抱出现场。[详细]